《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书摘。

by 德斯伯纳·格拉罗 Despoina Glarou　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法学学士，柏林自由大学法学博士，柏林自由大学的常务董事兼高级讲师。德斯伯纳目前为希腊教育、研究和宗教事务部副部长以及希腊外交部高级特别顾问。

by 艾维纳·德夏里特 Avner de Shalit。

2015年夏天，欧洲经历了一场难民移民潮。难民大多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多由欧洲的东南角，即希腊及希腊诸岛拥入欧洲。彼时的希腊正经历财政危机，时局动荡，10个月内还将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同时国内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配合欧盟的要求，另一派则反对继续留在欧盟。在此困境下，希腊确实无力应付每日拥入的成千上万的难民。

根据《都柏林规则》（Dublin II Regulation，2003），欧盟成员国通常只允许难民向入境的第一个欧盟国提出庇护申请。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官方记录（2016年），当时希腊的失业率之高，史无前例，49%的青年劳动力失业，因此该国实在无力应付如此巨大的难民潮。

多个城市及小岛爆发反对接纳难民的游行示威，米哈洛里亚科斯领导的排外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趁势推行扩展其反移民竞选活动，鼓吹“古希腊荣耀”复兴说［斯密塔克斯（Tsimitakis），2015］。

然而，希腊国内的态度并不一致。事实上，一批欧洲知名大学的学者提名希腊六个岛屿的居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六个岛分别为莱斯博斯岛、科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罗德岛和莱罗斯岛［卢卡斯·阿敏（Lucas Amin），2016］。

他们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却仍旧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其中必有一股强大的思想动因。本篇文章便旨在探究这个动因。

爱陌生人（Philoxenia，希腊语为φιλοξενίa）是对这一思想动因的最好描述。爱陌生人（φιλώ意为“爱”，ξένος意为“陌生人或外国人”）这一概念历史悠久，与排外（意为对难民或移民的恐惧，ξένος意为“陌生人或外国人”，φóβος意为“恐惧”）这一态度针锋相对。

通过研究塞萨洛尼基居民对每日拥入的成千上万的难民的态度，我们认为，在那个城市的居民眼中，爱陌生人是一种美德、一种指导精神。在德行伦理学中，若某个行为是正义的，有道德之人便需遵守，在塞萨洛尼基亦是如此，受人敬重的正直之人应以爱陌生人为准则行事。

将好客与当代对移民的态度联系起来并非我们首创。陶拉·尼古拉科伯罗斯与乔治·瓦萨拉科伯罗斯（2004）最先将“爱陌生人”与移民政策合并提出，从对不请自来的陌生人的“无条件款待”这一角度，来看待澳大利亚对上岸寻求庇佑者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将这种态度与爱陌生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爱陌生人

从词源学上讲，Φιλοξενία（爱陌生人）这一概念起源于两个古希腊词语，φιλώ（爱）与ξένος（外国人），深深植根于古希腊的精神、文化及哲学之中，它常被翻译为好客，但其内涵绝不仅限于此。

来看一个案例，朱迪邀请卡罗来家里做客，热情款待，令她如在家般舒适——这是好客。但如果卡罗只是个陌生人呢？倘若她衣衫褴褛地突然出现在朱迪家门口请求收留，还要求享受与朱迪同等的物质与福利特权，又该当如何？

许多人会认为，在此情况下，朱迪绝无接纳款待她的义务，而爱陌生人却意味着，她有此义务，并且应无条件付出。换句话说，爱陌生人便是指对任何陌生人的无条件欢迎，包括那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也能享受与挚爱的受邀之人的同等待遇。

这些道德责任将爱陌生人延伸至任何国籍、不同社会地位或政治信仰的任何人。这个概念暗示着享有相互尊重的权利，包含了人格尊严的普遍内涵，它与排外是相互对立的两极。

在古希腊，爱陌生人是神圣的责任与文明的表现。荷马创作的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将爱陌生人称为εθιμοτυπικó（依据习俗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严格的礼节，因此，哲学家雷内·谢勒（René Scherer）将《奥德赛》称为“爱陌生人的圣经”绝非巧合。

在荷马的《奥德赛》（123-150）中，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忒勒马科斯（国王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之子）家中的庭院，事实上，这位外国人是女神雅典娜所扮。

荷马描述了忒勒马科斯的反应：他一见到这位陌生人，想到竟有人在门前久立，心中立即充满羞愧（记住，他可是国王的儿子），马上跑到门口，牵起她的右手，解下她身上的古铜长矛，将她迎进门：“这位陌生人，欢迎你！来到这儿，你便是我的贵客，待你用过晚餐，你再细细告诉我你的需要。”

（123-124）享受过晚餐之后再探问来人身份和其他事宜，这一点很是重要。然后，他将她的长矛与自己的放在一处（127-129），让她坐上王座，搬来脚凳，吩咐下人准备丰盛的宴席，女仆捧着盛满清水的大口金壶让她净手，摆好餐具，女管家端上面包、食物和好酒（136-143），晚宴期间更有歌舞助兴（152）。

飨宴结束后，忒勒马科斯方才开口询问客从何而来，之后他坚持让她留下洗了个澡，并送上珍贵礼物。

爱陌生人循着以下礼节进行：

1.对陌生人及其所有物衷心地欢迎并发出正式邀请。

2. 提供橄榄油、热水澡和干净衣物。

3. 提供食物，并保证客人获得最好的食物、在席上享受最好的位置。

4. 只有步骤1–3完成之后，主人才能询问这位陌生人的身份、来自何处及来意。爱陌生人意味着主人放弃了决定此人是否能得到款待的权利。

5. 尽力满足客人的心愿。

6. 只要需要就提供膳宿。

7. 临别时赠送礼物以彰显友谊，这一方式传承自祖先，包括了绝不兵戎相见的义务。

爱陌生人的重要性还反映在“xenoi（外国人）由宙斯（众神之父名叫XeniosZeus，可见这一概念在古希腊的重要性）和雅典娜守护”这一普遍信念中。

斯多葛派伦理学将爱陌生人视为一项由宙斯神授的神圣责任，象征着通过人性纽带关爱整个宇宙的完美灵魂（路易·亚科特，第314页，1765）。而且，爱陌生人在古希腊不只是责任，更是一项作为主人的荣耀特权。

据荷马诗中所言，践行爱陌生人时自有一套仪式，既是道德责任，又是习俗惯例，若不循着爱陌生人行事，则会被视为傲慢之人，是对神和社会的极大侮辱。

然而爱陌生人又不仅仅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凌驾于权力关系之上的社会安排。上面描述的无条件接受，意味着主人和客人之间在政治权力上的平等，而这并不意味着主人失去了其作为房子主人或首要定居者的地位（相反，他是获得了授权）。

这其中的内涵是，主人作为房子拥有者的地位与“客人是否有权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这一问题之间并无关联。所以，家里最好的床铺通常都是由客人享用的。

主人献出家中最好的床铺，这一想法在许多采访中被反复提及，既有其字面意义，也有一种隐喻意味，暗藏着主人费尽心思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的意思。

阿加佩（希腊语中“挚爱”的意思）是塞萨洛尼基白塔博物馆的向导，遇见她时她正和着广场上的大众音乐“悲提科”。我们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征得同意之后，与她讨论了关于她所在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对难民以及移民的态度，讨论持续了将近一小时。

她声称，只要塞萨洛尼基存在，人们便有归处。当我们问及原因，她答道：“在雅典，如果你跌倒了，没有人会上前扶起你或伸出援手；在这里，人们根本都不会让你跌倒。

这是一个温暖的城市，不管认识与否，人们都会友善待你，如果你来到我家，我会让出床铺，自己睡沙发。这就是我们的爱陌生人。”两天后，我们和一群党派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其中一位如此解释塞萨洛尼基的爱陌生人：“在这里，我们把床铺让给来访者，自己睡沙发。”

阿加佩用“给予一个家”来描述爱陌生人这一概念在塞萨洛尼基的历史，不过很难在英文中找到一个十分恰当的词来表达，它既有“提供庇护”之意，又表达了“提供家的感觉”的内涵。爱陌生人既是给陌生人提供食物饱肚和一瓦遮头，又要予其家的感觉，而后者意味着不要求陌生人解释他来此的动机。

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希腊，爱陌生人总是被视为一种美德，那些值得成为社会一分子的正派人便是其具体象征。有爱人、尊敬人甚至是陌生人的能力绝对是一种品质，因而成为一种美德。美德描述的是道德上的完美，是集体及个人的道德理念。

最后，爱陌生人还表现在接受他人的行为及不同之处。放弃权力关系是礼节所需，如同我们的受访者所言，拥有决定他人（难民）命运的权力，则意味着对真正爱陌生人概念的背离，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塞萨洛尼基的爱陌生人

爱陌生人在塞萨洛尼基是如何体现的？为何它如此特殊，能够成为融入塞萨洛尼基生活的一个美德？我们的受访者给了三个理由：

其一，这个城市本身的城市与空间结构——它依港口而建，虽然规模较大，但“看起来像、举止也像村庄”；

其二，这个城市拥有一段特殊的集体记忆，塑造了城中人的行为，也构成了这些美德；其三，它曾是一个世界性大城市，会聚了许多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的人。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三个理由。

正如其中一位受访者所言，爱陌生人已深深地烙印在塞萨洛尼基的城市印迹中，而这座城市正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它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陪都时，聚集了许多来自不同文化、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这对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传统。”

好几个采访者认为，这与城市的港口有关。“这个港口带来了很多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一位受访者如是说。

不过，比雷埃夫斯与雅典同样也有港口和国际来访者，但为何塞萨洛尼基会如此特别呢？“嗯，”她说道，同时也再次强调了其他人所说的，“这肯定与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2有关，是他们赋予了塞萨洛尼基如今的气质，他们的集体记忆是基于被驱逐出家园的创伤。”

所以，港口只是其中一个因由。除了昔日的大都市历史和集体记忆，我们的受访者还认为，其特殊的社会学条件也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雅典作为南方的对手城市，规模太大、太过紧张忙碌，因而没有适合同情滋蔓的土壤。

塞萨洛尼基规模不小，人口亦不少，却像一座极富社区意识的大城镇，弥漫着暖意、尊重与欣赏：“我们不介意与他人‘赤诚相对’，我们有商有量，即使悲伤时，也可以自在地向朋友倾诉，从不担心她会不自在……在这里，你可以自在地倾诉你的感觉，这也是你对朋友的期待之一。”

于是又有了一个疑问：一个近距离的社区是否为爱陌生人的先决条件？塞萨洛尼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镇，它的人口超过了一百万，所以，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雅典过大不适合爱陌生人的发展，但对于塞萨洛尼基却没有持同样的观点呢？

人们所指的雅典过大，其实指的是雅典太没有人情味。塞萨洛尼基虽然有几个次中心，但它有一个公认的中心：海边的利奥佛罗斯·尼吉斯大街。

一个受访者补充了这座城市（或许也适用于希腊其他城市）的另一个特点：“若外部气候温暖，人也容易变得热情，在欧洲北部，天气越冷，越少有人愿意开口，这也是塞萨洛尼基人容易表达对陌生人的爱的原因。”

这个理论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天气对于爱陌生人的贡献还有其他解释。塞萨洛尼基能够处理经济政治危机，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心理学家，外出喝杯咖啡或者啤酒，大家都能相互聊天”。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集市的咖啡厅同邻桌的年轻人攀谈了起来。结果发现他就是咖啡厅的老板，他也做进口咖啡豆和茶叶的工作。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当地小贩和早晨消费者都会停下来和他闲聊几句。

“这就是我钟爱塞萨洛尼基之处，”他随后说道，“你拥有一个城市能赋予的机遇，但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村庄。”十八岁时他考上大学，但并不享受大学生活，于是他转而参军，驻扎在塞萨洛尼基东北部山中的一个村庄里。

在那里，他立即感觉到就如在家中一般自在。他是军人，但当地人会邀请他到家中进餐、喝咖啡。他想定居在那里吗？“哦，我不需要这么做，塞萨洛尼基虽然是座城市，但这里弥漫着暖意，还有对陌生人的爱，就好像村庄一样。”

人们也提到，集体记忆的意识亦是爱陌生人的一个来源。一位受访者说，那是“做一个陌生人感觉如何的集体记忆”。他认为，在雅典鲜少有人拥有这样的记忆，但在塞萨洛尼基，不管你是一个刚来不久的陌生人，还是移民的后裔，抑或你的邻居是迁徙而来的外地人，你都会对这城市中的外来人、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历史非常熟悉。

其他一位受访者说：“你想知道为什么在雅典对陌生人的爱会少得多吗？当一个外来人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当地人望着他，眼睛里流露出‘我知道他是外地人’的神情，而在这里，我们已习惯了陌生人的到来，也不将他们视作外地人，而把他们看作创造了这个城市社会结构的一分子。”

“我们都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这一说法一再出现。塞萨洛尼基人不将难民问题视为额外负担或者某些人道主义援助，而是认为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它是正确之举。玛利亚说：“这座城市深知饱受迫害是什么滋味。”

玛利亚和家人从小亚细亚来到希腊，以捕鱼为生，他们最先到达雅典，后来又迁往伯罗奔尼撒，但都无法被当地人真正接纳，最终他们在塞萨洛尼基定居，重新找到一个家，为什么呢？“这个城市，”她重复道，“知道备受迫害是什么滋味。”

另一位受访者跟我们提到她儿时读过的一本希腊书《狼群将至》（The Wolves are Coming），讲述了一个小亚细亚移民的故事。当移民来到，狼群便会在群山间嚎叫通知人们，而人们就会打开门户迎接难民。

玛利亚告诉我们，她仍记得孩提时，每当有难民上门，父亲总会慷慨地提供食物，看到他们用刀叉进食，就会说：“不，不，用手吃吧。”他的分享是发自内心的。那些难民来自非洲、伊拉克等地，他们不懂希腊语，但能以手语沟通。

玛利亚说道：“当一个人想要吃喝时，并不一定需要言语，菲达奶酪、柠檬和水，他们不需要说我们都能明白。”

当告知阿加佩我们对塞萨洛尼基的精神很感兴趣，她的第一反应是“哦，那就是爱陌生人了”。我们询问她，爱陌生人意味着什么，她答道：“只要塞萨洛尼基存在，每个人都会有故乡。”

但为什么呢？“哦，”她说着，叙述人称渐渐转变为“我们”，“显然，这座城市的每一段历史中都有少数族裔、客人、移民和难民的身影，所以我们自然知道它的内涵。”

好几个受访者都认为，爱陌生人的践行是代代相传的。其中一位这样说道：“我和家人初到这里时，先前从小亚细亚迁徙而来的移民给予了我们家的温暖。现在，我们作为定居下来的移民，也会为如今的移民奉献同样的爱。”

事实上，塞萨洛尼基的爱陌生人至少部分来源于一个教训，只有亲自经历、融入过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共有的集体记忆，才能得到这个教训，学会思考人类的处境。

所有人都是脆弱的，都有可能成为逃难者，因此，若我们此刻生活无忧，我们应该感到幸运，但必须对难民的需要感同身受，尊重、款待他们。比如，首先提到“因为我们曾是难民，所以现在也该对他们伸出援手”的莉娜补充道：“我们也有可能再次成为难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在莉娜看来，人总是易受伤害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但当中某些也许并不令人愉快。”她的曾祖父曾在小亚细亚快乐地生活，从未预料到家园竟会顷刻崩塌，自己会沦为难民。

一位接受采访的牧师解释，经济危机使得很多人无法怀揣热情与同情对待难民，尽管他们自己正处于困难之中，但普通人还是应该对难民怀有同情。塞萨洛尼基人应利用社会网络和组织，为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和其他援助。

除了作为难民的集体记忆，塞萨洛尼基人还坚信，孕育自多个民族的“社会能量和社会氛围”，令他们可以对这个世界敞开心扉。他们认为，这个城市的国际都市性质与他们对陌生人的爱是密不可分的。

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2005）认为，移民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有一种世界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传承，反映在这个城市与不同征服者（穆斯林与基督徒、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关系之中。

1492年颁发的“阿兰布拉诏书”明令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伊比利亚，大批犹太人就自伊比利亚拥入塞萨洛尼基，但在此之前，就有犹太人在这里定居了。拜占庭时期，定居于此的犹太人有几百个，他们与地中海周边的城市进行贸易活动，以此为生。

之后的犹太难民大多来自法国和德国，再之后，更多犹太人自伊比利亚拥入。土耳其帝国当局对此很是满意，因为他们将犹太人视为圣书的子民与技能型人才。16世纪，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参与城市建设，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之后，塞萨洛尼基的世界城市性质频繁受到宗教和种族群体的挑战，他们试图强迫为这座城市烙上各自的身份烙印，比如，20世纪初期，人们不得不决定自己到底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是“马其顿人”，但是大多数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塞萨洛尼基人或者是世界主义者（马佐尔，239）。

由生于塞萨洛尼基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青年党革命，也受到了塞萨洛尼基的世界主义精神的启发和鼓舞（马佐尔，256，261）。

马佐尔讲述了来自雅典的官员希波克拉底·帕帕瓦斯勒罗的故事，他向妻子如此描述塞萨洛尼基：“这座城市90%的人口都是犹太人，其社会氛围却极世界化，怎么会有人喜欢呢？它一点儿都不像希腊，也不像欧洲，什么都不像。”（马佐尔，277）